论民众性诉讼情绪与司法独立——邓玉娇等案给予的警示

民众性诉讼情绪是专业性质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诉讼情绪是法律的,在民众性诉讼情绪面前,邓玉娇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众对司法的一次监督。本文结合多个案例,提出了民众性诉讼情绪这一概念,论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价值,重点是其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和正确疏导。     

公安机关实施新刑事诉讼法面临的主要挑战

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开始实施。公安机关作为实施新刑诉法的重要主体,所处的内部和外部警务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复杂的警务环境下,公安机关实施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证据意识、证人权益和律师辩护权等方面,面临极大的挑战,必须积极应对。     

也论警察程序正义

现代法治国家建设中,警察法治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对于法治文明的实现具有突出作用的程序,必然要率先走向文明,确立程序正义。警察程序正义要求在进行任何一种警察行为时,都必须遵循起码的、正当的程序。警察程序正义的内涵应当是实体性的程序正义,而不能把程序仅仅作为形式上的存在。     

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审判———以程序正义为视角简

媒体介入刑事审判更多地是对审判独立形成了一种干预,社会舆论的日益自由化和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极易引起党政机关领导及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关注,转而对法官依照事实和法律独立地形成心证作出裁断产生干扰.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审判以其刚性的表征客观上也起到了其本质上监督审判运行的作用,对于现阶段完善我国的审判监督机制具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     

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审查制度的程序构建

检察审查羁押必要性的适用对象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的被羁押者。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是检察机关依据职权审查,也可以是依据被羁押者或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其委托的辩护律师申请而进行审查。间隔性审查的期限以60日为宜。审查的方式是对席制和书面调查制,根据不同的方式采取不同的程序。检察审查后作出的无羁押必要的决定应该具有程序效力,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该决定的程序执行效力。这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虚置的现象。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庭审方式改革中引入了举证责任原则,庭审的对抗性由此得以增强,证据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现,这就要求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但我国关于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的法律规定是严重缺失的,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效用的发挥,也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进程。因此应通过加快程序保障措施的法律化,构建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扩大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设立书证、视听资料、物证提出命令制度及庭外证人证言收集制度等措施加强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程序保障。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法学界及实务界一直有争议。传统上我国一直是重实体轻程序,这与法律应程序至上的原则不相符。我们决不能单纯照搬西方的唯程序论,更不能走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老路,要发展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法治之路。     

论我国社区矫正回避制度的构建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是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程序设置。建立社区矫正行刑中的回避制度,使得在社区中服刑的矫正对象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刑罚惩罚,受到公正、公平的处遇,这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内容。针对矫正对象与社区行刑执法人员以及矫正社会工作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行回避,是保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社区矫正行刑制度完善的内在要求。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二重视角

《民事证据规定》的颁行使我国的民事证据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完善,但仍然存有诸多不足,其最显著者就是没有对民事证据法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划分,而这也是当前民事证据法理论研究所没有关注的。应对民事证据法进行实体和程序上的划分,并对二者进行理论界定。